無量上綱的指控

    Edward Murrow在對抗麥卡錫主義時，曾經發表過幾段非常膾炙人口的演說，體現了民主與自由主義的核心精神。下面這段話，是我奉為圭臬的一部份。今天會從前兩句開始談起。

We must not confuse dissent with disloyalty. We must remember always that accusation is not proof and that conviction depends upon evidence and due process of law. We will not walk in fear, one of another. We will not be driven by fear into an age of unreason, if we dig deep in our history and our doctrine, and remember that we are not descended from fearful men -- not from men who feared to write, to speak, to associate and to defend causes that were, for the moment, unpopular. See It Now (March 9, 1954)

「我們不可以混淆異議與不忠誠。我們永遠記得指控並非證明，而定罪必須依賴證據和法律程序。」

Edward R. Murrow, 1908~1965

    這兩句話很精確地批判了今日台灣的現況與思想。台灣社會中缺乏著第一句話的精神，更多的時候是主張「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思維。同樣的，台灣社會相當熱衷於指控他人，卻不在乎如何證明，也很少檢視證據是否能夠支撐所做出的指控。

    這裡將以近幾年來「國庫通黨庫」的數次事件，來說明一下這類型的指控。這類型的指控所基於的證據相當微小薄弱，也因此造成了「無量上綱」的作法。

    在繼續閱讀下去之前，請先自己作個評估，你所認為的「國庫通黨庫」的行為，大概是多少比例、多少數量的金額被拿去了呢？

    第一則新聞見於2015年1月底，由台聯的立委首先經由記者會開啟：

    看完這則義憤填膺的新聞報導後，也許可以先作個閱讀測驗吧。請問當你看完之後，你覺得這個侯彩鳳作董事的大揚文教基金會，10年來（台聯說一共調查了十年來的經費流向）共計因此拿到了多少錢？這是一個怎麼樣的「國庫通黨庫」的情形？

    有想法了嗎？那麼公布答案了。蘋果日報的新聞有當時記者較詳細的數字：

   是的，柳林瑋臉書上在那邊慷慨激昂地問「到底他是怎麼作菸害防制的，弄到有近百億的經費去搞選舉相關補助？」的指控，實際的數字是共計19萬元，而且還不是全都在選舉前。這就是一個指控和證據實際上的落差。

    但是實際上，大揚文教基金會其實還收到另一筆5萬元的補助，這筆錢被刻意忽略了。這筆錢用於『補助癌症防治宣導，於「健康九九，幸福九九」活動，宣導婦女癌症防治議題』上。

    另外一方面，我也發現到整個事件過程中沒人要看衛福部的澄清。事件爆發約一週後我去查證這件事，注意到衛福部澄清的網頁上，點擊次數勉強超過200次而已（現在突破兩千次了，可喜可賀）。而就像是蘋果日報新聞最後的說明，衛福部一直有小筆金額補助民間活動、出版品放置宣傳煙害的文宣。在這次記者會所揭示的，包括了鐵人、元宵、漆彈等各式各樣的活動，分別拿到2~4萬元不等的補助。

   所以，這樣的事情，為什麼足以成為一個「國庫通黨庫」的指控呢？

    如果持續關心這個議題，其實你會發現，台聯不是第一次這樣作了。2014年1月，他們也作了幾乎一樣的指控：

    請注意台聯指控的模式。他們並沒有證明申請的經費遭到濫用或挪用、也沒有證明申請的項目不符合內容，他們提出的論證，基本上只有「申請的單位與國民黨有關」這一點而已。然而，政治不正確並不是拒絕這些組織申請經費補助的有效理由。更直接地說，民主不是建立在「剝奪反動者權利」的行動上。

    回到主題，我想必須指出，這類指控有時反而更像是在顛倒是非。以這兩個事件為例，證據不但不支持這些指控，倒像是指控的反証：近百億的經費裡面，只有24萬元用來補助一個基金會三本書的出版，這算什麼「國庫通黨庫」？

    但是指控就是可以無量上綱。

廉價的進步主義

     Hirschman《反動的修辭》一書到了最後，有個始料未及的發現：儘管Hirschman最初是要批判保守主義的修辭學，他卻發現其實進步主義和保守主義在本質上是非常相似的，甚至接近是一體的兩面。

    一個很簡單的情況，保守主義對於革命相當疑懼，認為革命必然導致崩潰；當我們審視他們的論述立場時，則可以發現這樣的憂慮往往缺乏明確的支持，更多是背後的意識型態在運作。換言之，保守主義的反對，經常是不夠堅實的。

    但是相同的，進步主義也沒有在意識型態之外有足夠的支撐。為什麼革命後必然會變好？進步主義者同樣也是答不上來的。實際上如果回頭看看保守主義的起源，正是對法國大革命的種種混亂後果所產生的批判反省。

Hirschman的《反動的修辭》一書最後的結論是雙向的，然而在台灣很少人討論後半部份

    我認為，由於「未來」充滿不確定性，依賴著未來結果來決定誰是誰非的進步主義和保守主義，都需要倚靠意識型態來作猜測，只是雙方採取了不同方向的推論而已。

    然而，這不代表雙方真的是「勢均力敵」的。實際上，進步主義有一個非常廉價的版本，卻可以輕易地讓支持者拋開所有的顧慮。這個廉價的進步主義版本，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反正現在已經爛到底，所以改革後不可能會更爛了」。由於保守主義者再怎麼樣也不可能說現在已經是人間天堂，雙方也就產生了截然的不對等。

    此一廉價進步主義的優勢在於，我們不再需要思考未來要怎麼作、我們也不需要真的做出什麼努力，只要革命成功就可以解決任何的問題了。換句話說，意見領袖只需要拼命做出各種批評，核心任務是建構一個必須鬥爭打倒的對象；至於跟隨者則只需放棄思考、不斷複述意見領袖的觀點、接受指揮到處衝鋒陷陣即可。

    台灣政黨輪替的論述中，這種廉價的進步主義非常明確。沒有人真的去檢視反對黨的政策是否可行、評估政策執行的效果，但是他們卻能一相情願的相信，只要「換人作作看」，只要把現在執政的政黨打垮，一切都會好轉起來。

    但一個像我這樣的保守主義者會說，事情是有可能更糟的，而且會完全出乎意料的更糟。

無視真實經過的歷史「反思」

    讓我從一件小事開始談起。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相信已經很多人都已經遺忘了。不過這件事情的基調，卻說明了在台灣的一群人，他們是怎麼面對歷史這個深刻的議題。

    2014年在台北市長選舉時，公民團體「沃草」做了每一位台北市長的訪談。其中一位趙衍慶沒有競選總部、本身是個遊民，因此「沃草」一開始沒有訪問到他。他們寫了一篇報導，概要性地整理了當時已知的資料。（《蘋果日報》轉引沃草報導）

    接著，2014年11月18日，在蔡英文基金會支持的「想想論壇」上，有人發表了這樣的一篇文章：〈200萬說一個故事：78歲台北市長候選人趙衍慶〉。

    這篇文情並茂的文章很快引起了共鳴，透過PTT的轉貼後迅速在網路上擴散。作者江昺崙是台大台文所的博士生，他的文筆確實真的很不錯。在文章的矯飾之下，很多人忽略了最關鍵的一個事實：這段「故事又如何說起？我們只能憑著史料追憶」的話，其實正暴露出作者最嚴重的問題：明明當事人還活著、還正要參選台北市長，作者卻想靠自己的腦補，來訴說當事人的故事（「沃草」記者後來還是找到了趙先生，並做了訪談）。

    隨後一位許和鈞先生，發表了「打臉「200萬說一個故事」　趙衍慶非713事件受害者！」一文，直接挑戰江昺崙的整個說法。許和鈞表示他與新聞背景出生的「許劍虹先生」和史學所研究生「嚴恩昊先生」，2014年10月曾對趙衍慶先生做了兩次訪談（還有錄音），因此知道整個過程根本和江昺崙的幻想出入極大。比如說，趙衍慶先生當軍人也是在成年後1958年自行去高雄鳳山陸軍官校報考，根本不是什麼被國民黨抓去當兵。

    江昺崙當然得做出回應，這是他臉書的回答。

    於是看到了兩個完全不同的故事。在「想想論壇」中，江昺崙是這樣幻想著對談：

或許，我們若能與趙伯伯聊天，他可能會這麼回憶著：
「老家山東，那年十三。讀中學的時候，某天朝會，校長說...」
「跟著校長去台灣，我們沒有很多時間，與家人告別。有人出門時，家人還在田裡工作...」
「澎湖天氣炎熱，海風很強。所有男學生都被集合到操場，長得比步槍高的人都被抓去當兵...」
「校長被抓了，有些同學被軍人帶上船後，就沒有再回來。」

   但是，真相其實是：

我聽不太懂趙先生的鄉音，他聽力不好，也聽不太懂我的問題。因此我只能約略與他交換713事件的關鍵事件，他的確是在澎湖遇到713事件，但因為年紀太小、個子太矮沒有被點進軍營。

    很不幸，現在就是這樣的人在高談闊論「歷史」，在強調什麼「歷史的反身性」。然後歷史真正的過程是什麼，對他們來說其實並不重要。在這個小事件中，支持者拿出了「難道713事件不是事實嗎？」的論調，來替江文做辯護。只要政治正確，歷史的「細節」好像就不重要了。

    下面這個《蘋果日報》2014年1月17日「蘋論」的〈蘋論：成大的滿清遺老們〉一文，是另一個讓人啼笑皆非的例子：

  
  「鄭的自焚衝擊強烈，是蔣經國決定解嚴自由化的關鍵」語出驚人，當時別說已經解嚴，蔣經國已經過世了。

    不過同樣的，我們看到這樣的辯護邏輯：

    所以，到底有多少人真的在意「歷史」，還是只是希望從中的到政治正確的結論而已？

台灣多元主義的衰弱

    我不想談很複雜的理論，我想我可以用個很簡單的方式，來解釋什麼叫做「多元主義」。

    非常直接地說，當社會對於各種不同的事件，都能有不同的價值排序時，這就可以說是個「多元」的社會。如果只剩下非常少數的價值排序、甚至只能有一個價值來主導時，這個社會就是以特定價值為權威的威權主義，甚至會變成一言堂。

    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好了，這個社會可以在學術事務上以科學做為核心價值排序，但是在形而上的事務可以以宗教為核心價值排序的話，這個社會多少能夠符合多元主義的立場。相反的如果只剩下一個原則的話，那麼就會轉向威權體制了。

    如果宗教凌駕一切，成為學術的指導原則的話，這叫做神權；但相對的，如果科學要去統治宗教，那也將產生災難性的後果，中國在搞文化大革命時，就以「破除迷信」的「科學精神」，對社會裡的宗教進行了災難性的打擊。

    在台灣，其實越來越有政治意識型態為主一言論的情形發生。2012年5月，有下列這樣一則新聞：

「4月15日師大附中校慶，多位知名校友，包括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行政院長陳冲等人都回到母校，一起參加「萬人唱校歌」活動；不過台北市議員梁文傑、吳思瑤28日召開記者會(左下圖／取自梁文傑臉書)，點名台北市目前包括師大附中在內，有10所公立高中、6所國中、9所小學的校歌過於政治化，應該修改。」（ETtoday東森新聞雲）

    這就是一個政治意識型態凌駕其他價值的示範。附中校友（我自己就是附中人）回校唱校歌，這是一種對於學校的認同、對於自己童年記憶的鄉愁的表現。坦白說，沒什麼人真的會把校歌歌詞當成什麼指導原則。但是在這裡，很明顯政治意識型態要成為對校歌進行政治思想檢查，摧毀他人的認同也在所不惜。

    另外一種政治意識型態掛帥的情況，則可以從下例看出來，這是2014年12月10日的新聞：

「腥聞蓋新聞？　鄉民：想蓋掉陳德銘來台新聞
遭週刊爆疑似外遇的名廚阿基師及疑似援交的太陽花學運女王，今日佔據各大媒體版面，引發民眾廣泛討論。但每當有類似的八卦新聞出現，就會有鄉民懷疑是否是有心人士想掩蓋重要訊息。這次也不例外，網友lalasnow就發文表示，他認為這次想蓋掉的事件，就是中國海協會長陳德銘，來台會見媒體高層的新聞。」（壹新聞）

    這是另外一種唯政治意識型態獨尊的作法。很簡單的說，這種指控背後預設了「只應該以政治來檢視新聞價值」的邏輯，因此如果媒體沒有大力播送同時期的政治新聞，轉而注意其他花邊八卦新聞的話，絕對是某種政治「陰謀」的緣故。

    隨著這類想法的越來越多，台灣也就越來越失去了多元主義的精神了。

蔡英文的兄弟茶

（這是過於時事評論而需要修改的原稿，放在這裡應該沒有問題吧）

政治集資的爭議

    雖然總統大選還沒正式開跑，民進黨蔡英文團隊已發起了數波的募資活動。在小豬撲滿之後所推出的限量悠遊卡、一卡通等兩個募款方案，估計至少進帳千萬（自由時報 ）。接下來配合中秋節檔期，蔡英文團隊再接再厲，提出「蔡英文2016限定茶」的募款方案。在2015年8月19日的記者會上，民進黨媒體創意中心主任李厚慶展示了這款限定茶。這是蔡英文團隊茶葉品牌「茶日子」合作的產品，茶款為「白玉蘭包種茶」，限量2016罐。只要在蔡英文的募款網站上捐出2,500元，便可以獲得此一限量茶一罐。

    這是一個延續性的募款方案，比較特別之處在於募款金額的增加。在該團隊的限量悠遊卡、一卡通方案中，只要捐出1,000元，便可以得到一張限量悠遊卡或一卡通（兩波活動一共寄出了9000張「限量卡」）。這次的限定茶活動裡，金額則提高至2,500元，或許是看到「市場反應」良好，團隊因此進一步推出更高金額的募款方案，希望可以獲得更好的成果。

    整個過程看似沒有太多值得爭議之處，然而網路上有人順著「茶日子」、「白玉蘭包種茶」等關鍵字搜尋，發現到這個「蔡英文2016限定茶」，和茶日子過去所推出的產品「Dae 005｜白玉蘭包種茶 {日日好日} 單罐入」相當雷同，然而Dae 005產品售價只有380元。有了這個事實作根據，批評的聲浪開始浮現，一些人甚至譏笑說這根本就是黑道推銷的「兄弟茶」。儘管有這樣負面的批評，這個募款專案仍然按照原訂計畫在8月24日時推出。但或許是受到批評的影響，募款金額向下修正到2,016元。總體而言募款活動在這小插曲後仍然順利進行，兩天內已經累積超過三百五十多筆的捐款。

    這個政治的小花絮雖是個不大會影響到選舉情勢的小事，卻有不少值得討論思考的地方。為什麼之前的限量悠遊卡、一卡通方案相當順利，但是限量茶的方案則出現更多批評的聲音？我們認為，這背後其實隱含著價值判斷和認知的差異。

「利潤」還是「暴利」？

    所有人都知道商品的價格中包含「成本」和「利潤」兩個部分（當然Marx不是這麼說）。而在俗民社會的觀念裡，這個「利潤」必須是「合理的利潤」，否則的話則是「暴利」。在今日台灣社會對「暴利」一詞相當的敏感，甚至因而產生出對大企業不信任的心態。然而另一方面，「合理」這個概念其實相當模糊，在「合理的利潤」和「暴利」之間存在著著一片灰色的地帶。透過價值賦予的過程，這些多出來的「利潤」有可能取得正當性而能夠被社會接受。

    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是所謂的「愛心筆」、「愛盲鉛筆」等等。這些物品販賣的價格明顯高於普通的鉛筆及原子筆，中間的價差靠著「慈善」的價值觀得到了彌補。在過去，這是相當普遍的傳統募款形式，有時也被稱做「販賣愛心」。不過近來隨著這類銷售方式的過度普及、愛心商品的品質難以維持、近似詐騙的案例層出不窮，再加上今日捐款者希望能瞭解捐出去金額的流向，對這類愛心商品越來越抱持謹慎的態度。這類募款方式因此面臨到了瓶頸。這正是社會企業產生的背景因素。像是Big Issue大誌雜誌這類的社會企業，並不是靠著過大的價差來確保社會目的之達成，而是藉由提升商品品質來確保正常的利潤、進一步採取不同的利潤分配形式，讓他們的對象：銷售員能夠獲得足夠的金錢來重建自信及生活。

Big Issue大誌雜誌透過明確的利潤分配形式，達到其社會目的而不需要「販售愛心」。

    在「蔡英文2016限定茶」的案例中，網路發現這項捐獻2,500元所得到的限定茶，在市場上有著380元售價，內容、包裝幾乎一模一樣的商品。一個超過六倍價差的金額數目因此被發現了，卻只能靠「蔡英文」這塊招牌背後的價值來彌補。批評者明顯站在不認同的立場，也就會將這個價差視為是一種不義之財的「暴利」了。此外，由於茶包並不是真的可以保存的紀念品，更屬於沖完即丟的消耗品，包裝袋及包裝盒亦欠缺了足夠的紀念價值，上述情況也讓「兄弟茶」這相批評更加難以抹去。

茶日子產品「Dae 005｜白玉蘭包種茶 { 日日好日 } 單罐入」，網路訂購折扣價格342元

 蔡英文團隊推出的2016限定茶，與前述茶日子產品皆為「白玉蘭包種茶」，最初預定為2,500元政治獻金後可以得到

「商品」還是「贈品」？

    但若我們更進一步考量，可以發現這些批評多少錯置了對象。整個專案的核心是在募集政治獻金，這個「蔡英文2016限定茶」的本質乃是贈品，是捐款達到2,500元的門檻之後，團對所致贈表達謝意的一項禮物。從此一角度出發的話，對整件事情就會有完全不同的理解。這便是社會學所討論賦予意義（meaning）所產生的巨大差別。作為一項「商品」，這款限定茶難以承擔價差背後應該要有的價值意義；但是作為一項「贈品」，它無論在品質上或者包裝上，都是份量足夠的。

    這樣的誤解是如何產生？如果我們比較一般的募資平台的專案和「蔡英文2016限定茶」方案，可以發現一個很大的不同。募資平台上的專案對於捐款者的資金並沒有特別限制，因此募資者往往設計了許多不同金額出資的回饋方案。典型的例子是kickstarter中影片拍攝的專案計畫，一般出資者可能獲得參加影片首映的權利，但最高的出資者甚至可以在影片中軋上一腳。不同金額的回饋都不同，一方面表達募資者的感謝心意，另一方面也讓出資者可以自行選擇他想要得到的回饋。

Flying V「灣生回家」影片拍攝專案的回饋方案，根據不同的出資而有不同的回饋
 
    蔡英文團隊則採取完全不同的模式。團隊陸續推出不同的募款專案，要求出資者固定金額的政治獻金，同時只有唯一一種回饋，每次專案都不相同。這便讓「商品」和「贈品」的界線發生模糊，給予他人一種不斷推出不同「政治商品」的疑慮，小額政治獻金的意涵反而遭到沖淡了。這樣的操作或許可以反覆獲得死忠支持者一遍又一遍的政治獻金，但是對於一般的旁觀者來說，反而可能導致許多不必要的批評。

柯文哲市長的官威

    有些文字讀起來的理解，和個人的生活經驗、歷練脫離不了干係。這一篇文章話中的玄機，若不是沒有被確實的理解、就是被很刻意的忽略掉了。

http://newtalk.tw/news/view/2015-08-16/63526

    坦白說，這是一則讓我看了很心冷的新聞，這篇超過七萬七千次按讚的次數中，到底多少人看出端倪來，實在很耐人尋味。

    我們要先搞清楚這則報導的本質，這是一位頂頭上司個人的獨白，也就不可能找到下屬的任何聲音。這位上司所陳述的話，大體上可以歸納為：

1. 下屬沒有經驗，所以遇到這情況「嚇呆了」；
2. 但是這些底下的人又「很想把事做好」，不肯「放棄」，一直想說是否不要停水；
3. 自己只是太「嚴厲」了點。

這些漂亮的說法，引導出怎麼樣的結論？很簡單：一切都是下屬的決定，和這位上司毫無關係。最後導致不佳的結果，純粹是不幸的意外。

但因為自己有了一些工作經驗，上述的說詞就沒辦法說服我了。整段說詞中最微妙的地方，就在於「太嚴厲」這三個字。如果當時下屬拼命想把事情做好，這位上司幹嘛「太嚴厲」？整件事情中，哪有什麼需要嚴厲的地方？

把故事反過來，從下屬的角度看上去，那就完全不一樣了。我們再看一次報導：

1. 柯文哲表示，他曾問台北市自來水事業處的處長「這不能解決嗎？」
2. 對方（自來水事業處的處長）回應原水濁度從來沒有超過1萬2；
3. （底下的人）一直想說是否不要停水，再加藥處理；

什麼時候上司問問題，會有這種答非所問的回答？很簡單，下屬試圖想要跟上司解釋，為什麼這件事情無法解決的時候。一旦想通這關鍵，那麼第三點以及這位上司的「太嚴厲」就很好懂了。第三點所謂的「一直想說是否不要停水」，反而應該理解為「一直還是想要建議停水」，而再加藥處理，不過就是死馬當活馬醫的作法而已了（查過去幾年颱風天的新聞，可以看到自來水處透過調水、抽水、分區限水等方式來處理濁度過高的問題，此時很清楚這些手段辦不到，只好一直加藥）。而這個「太嚴厲」的功能，也就是下屬硬生生把上司不想聽的話給吞回去沒真的說出口了。

這其實是隨處可見的場景：上司跑來拍桌子，怒聲質問下屬：「這不能解決嗎？」下屬只能把「不能」兩個字吞回去，想盡辦法生出上司想要的結果。如果在一般的辦公室，大家一定會批評這位上司的作法；不過有了政治光環後，就變成每年都會碰到颱風的自來水處無能，遇到濁度太高就「嚇呆了」什麼事情都不會作的說法了。